一九八二年铁道部“韶山三型”鉴定会

林云云 出生于1938年，1961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工民建专业，现为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退休副教授。

老伴走了，带走了他一生曾经辉煌的事业和那颗从海外归来，用整个青春年华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。还有，我们那段曲折离奇的婚姻、相濡以沫四十余载至死不渝的夫妻情缘……

从气温高达40℃的2010年仲夏到今年二月的西方情人节，他断断续续先后七次住进新华医院。在市委组织部领导和医院领导直接关怀下，组织了有关各科的专家参与会诊，并研究制定了治疗方案，为他一次又一次地开启了几无先例的人道救助的绿灯。

老伴走了，每次住院他讲的唯一的一句话就是：“我要回家！”我没有能让他如愿，为此我自责不已。那张由他专坐的太师椅已人去椅空；小孙女常常用来当做麦克风，唱着“祝您生日快乐”的那根拐杖，如今孤寂地被搁置在墙角。

老伴走了，走得有些仓促，临终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。但我深知他平日的为人，淡泊名利，与世无争。于是和儿子商量后达成共识：不发讣告，不开追悼会，不在家设灵堂。然而消息还是不胫而走。国内外发来的唁电、悼念文章和慰问信像垂怜我的春雨一样不断飘来，电话铃声也日夜响个不停……但孤灯、夜雨陪伴着我这颗沉沦苦海的心……

终将小林作大林

1962年的冬天，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唐山铁道学院任教。第一个寒假，我回到上海探亲，同学的母亲陈伯母（陈伯伯是抗日名将张自忠手下的一员将领）和银行家宋老先生替我做媒。据说对方是一位留洋回来的年轻教授，事业有成，一表人才。巧的是还跟我在同一所学校工作。初次的见面会约在南京西路的“凯司令”咖啡厅。我和宋伯伯提前到了。我正想看看这位年轻教授到底有多了不起，没想到等来的竟是大队人马。走在前面的是男方的媒人，然后是年轻教授的父亲、姐姐，最后出场的才是主角他。面对如此“壮观”的场面，我不知所措。当这位年轻教授慢条斯理地问我喝些什么时，我的回答令所有的人感到意外：“冰淇淋！”寒冬腊月，他们要的都是热气腾腾的咖啡、红茶之类的热饮料。

然而，这场兴师动众的相亲“序曲”没有了接下去的“乐章”。可能是我的海外关系太复杂，他经常要出访前苏联及罗马尼亚等东欧“民主”国家，此事遭到组织的劝阻；也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，比他要小十几岁，不懂世故，不是块“贤内助”的料……

十年离乱，我们各自都经历了生活的磨难。我闻听了他家所遭到的惨祸，心中一直在惦念他。那时我已被送往干校劳动，我投石问路，大胆地给他写了一封信。他的回信中的两句话，我至今还牢牢未忘：“云云同志：接到你的来信，犹如空谷足音……我现在还是孑然一身……。”

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，分别十年后的我们在唐山火车站候车室重逢了。此时，风流倜傥的他已英姿不再，一身灰不溜秋的棉袄棉裤，头上那顶棉帽子两边的“翼翅”随风啪啪作响。他手中还提着一个很旧的包，里面装着两个饭盒，他是佯装外出买东西向“造反派”请的假。

在一年多“地下工作”式的书信来往中，他总是称呼我为同志，而信的开头，我们都把毛主席的语录“活学活用”了，如：“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，走到一起来了。”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”

我们结婚的那一天，我们到一个叫“永红桥”的办事处去登记，主管的老太太胸前佩了一个碗口大的毛泽东像章，上面还有“为人民服务”几个字。因为我们都是“臭老九”，年龄相差又较大，好像注定有什么不轨行为，主管的老太太劈头盖脑地先训了我们一顿。临了则很不情愿地将结婚证书发给我们，还搭上一句“好好改造”的赠言。大喜之日就碰到这样的晦气事，我好不扫兴，我老伴则无奈地劝我“从人屋檐过，不得不低头。”窗外滴水成冰，点缀我们新房唯一的喜庆之物，是我水栽在搪瓷碗里的一颗大白菜芯子。借助着室内微弱的炉火，倔强地抽出了嫩芽，开出米粒大的小黄花。还有一床用七条小毛巾打了七个补丁的丝绵被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每当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我都要问我的老伴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他会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永红桥老太婆请‘吃排头’的日子……”